百名红通人员归案细节：有人17年不敢写中文名

原标题：有人17年不敢写自己的中文名…揭秘部分百名红通人员归案细节

12月9日是第十四个国际反腐败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采访了部分省级追逃办负责人，请他们讲述追逃追赃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场景、曲折与艰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些故事，感受丰硕成果背后的博弈与汗水。

锁定外逃人员行踪

三次看见曙光又三次落空

时间：2017年12月1日。地点：大连市某棚户区工地。“你是不是周骥阳？”浙江省公安机关的同志拍了拍中年男子的肩膀，彼时的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手里提着买好的晚饭，刚刚回到工地上。见到警察，周骥阳先是一惊，随即恢复了平静，点了点头。至此，周骥阳作为“百名红通人员”第50名到案人员，其9年在境内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涯宣告终结。

与绝大多数“百名红通人员”选择逃亡境外相比，周骥阳则要狡猾得多。2015年4月22日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时，周骥阳的疑似外逃目的地标注为香港，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周骥阳的真正藏匿地点却在境内。

锁定周骥阳的行踪并不简单，三次发现线索，又三次石沉大海。起初，专案组人员发现周骥阳部分涉案资金被转移境外用于操作香港期货，期货账户在其外逃后还有资金被支取，便将其外逃目的地锁定在香港。后来，香港传来消息，期货账户变动并非周骥阳本人操作，线索第一次中断。不久，专案组人员发现周骥阳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在江苏句容发生异动并报警，迅速赶往句容，谁料再次扑了个空，线索第二次中断。第三次发现的线索来自周骥阳的前妻。追逃人员发现其前妻在天津办理了一张暂住证，专案组顺藤摸瓜，排查线索却止于天津的一处工地。三次看到希望的曙光，又三次落空。

隐秘出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线索，无法按图索“骥”，寻找周骥阳的行踪全凭大海捞针。根据中央追逃办和浙江省追逃办研究制定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对周骥阳重要关系人的摸排，先后赴香港、贵州、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和浙江各地，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解了几百个接触过周骥阳的人。有心人，天不负。11月24日，专案组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疑似周骥阳的男子打电话向其前女友借钱，该男子很可能在大连。经过杭州和大连两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终在大连某棚户区内将“改头换面”的周骥阳成功抓捕。

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现身说法

共同劝返外逃人员

2017年8月，江苏省“百名红通人员”徐雪伟追逃工作组对徐雪伟的劝返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徐雪伟的情绪却反复波动，顾虑重重，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回国投案自首。

就在这时，一个电话坚定了徐雪伟的信心。

电话这头是2017年7月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任标。翻阅2015年集中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徐雪伟和任标分别是“百名红通人员”第91号和92号，均为江苏江阴市人，外逃前都是企业的一把手，涉嫌罪名都和经济犯罪有关。

共同点不止于此，两人都是举家外逃，并且亲属在国外都极度不适应，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不愿再过心惊胆战的外逃生活。

考虑到任标和徐雪伟的相似经历，追逃工作组决定由任标“现身说法”，对徐雪伟开展“攻心”工作。

电话里，任标向徐雪伟讲述自身回国投案自首以后的情况，介绍今年5月10日公布的40名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处理情况，阐明中央追逃办“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争取宽大处理”的政策，徐雪伟受到很大触动。追逃工作组前期扎实的基础工作给徐雪伟施加了巨大压力，加上任标的规劝，左右摇摆的徐雪伟最终下定决心，于2017年9月回国投案自首。

外逃的日子不好过

17年不敢写自己的中文名

“百名红通人员”张丽萍，外逃前曾任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2016年3月，上海市追逃办锁定张丽萍的藏匿行踪后，派出工作组赴秘鲁，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开展劝返工作。

“这双鞋蛮好看的嘛。”第一次在秘鲁见面，张丽萍脚上的上海绣花鞋引起了工作组人员的注意。话音刚落，张丽萍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这是我妈妈去年托人带来的，但是现在父母都没了。”外逃了17年，张丽萍既不能对双亲尽孝，也无法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父母去世、儿子婚礼，她都不敢回来，逢年过节只能形单影只。

工作组人员连续多日向张丽萍讲述国内国际反腐败的大势，展示近年来我国追逃追赃取得的成绩，向其详细解说宽严相济的政策，在法律事实面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张丽萍决定回国投案。签署自愿认罪书、写下中文名字的刹那，张丽萍又哭了。她说，在秘鲁的17年，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中文名，生怕别人发现踪迹，只能隐姓埋名。

2016年3月27日，按照中央追逃办的统一部署，在我外交部、公安部和驻秘鲁使馆全力配合下，潜逃境外17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第63号张丽萍被成功劝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