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自称“黑帮子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

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

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

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

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

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

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你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

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就成为“死党”。

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

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

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

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

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

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 “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

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