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城市人口国家一直釆取严格控制的政策，把大城市病无限夸大了，好像大城市病是癌症，是不可治愈的。其实大城市病是感冒，是可以治好的，日本东京就是一个案例。
东京人口比北京多，面积比北京小，人口密度比北京大，汽车拥有量比北京多，但是东京交通不拥堵，也没有雾霾，东京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京比北京地铁发达。
我1986年到日本访问，当时日本地铁有三层，站在任何一个地方5分钟就会找到一个地铁口，日本的部长上班都坐地铁，又快又准时，开车又慢又烦心。
现在据说已经地下六七层了，简直就是一个地下立体城市。而我们的轨道交通建设控制很严，一度停建、停批一些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要求与城市经济发展相适应，丢掉了“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经验。
大城市病不但是可以治愈的，而且中国还需要发展大城市。中国是近14亿人口的大国，而一半国土是青藏高原、沙漠戈壁、黄土高原，是不适合人居住的。
耕地是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国家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还为大城市面积画了红线。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国情和日本相像，而不是美国。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发展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是最节约土地的，而且是效率最高的。由于耕地极为稀缺，大城市发展必须“上天入地”。
“上天”就是盖高楼，向空中要土地，香港最典型;“入地”就是修地铁，向地下要土地，东京最典型。中国最大的安全问题不是芯片，而是粮食安全，耕地占完了谁来养活中国，那个时候耕地大国美国就会卡住我们的脖子。
由于大城市有聚集效应，效率高，收入也高，就成了人口净流入的地方。我国目前的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发展大城市应当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特色。
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城市落户条件都要放开，这对西安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机遇。
西安原来是中国八大城市之一，当时的成都、郑州还是中等城市。但成都、郑州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成都合并了温江地区，一夜之间由一个中等城市变成了特大城市，现在经济总量几乎是西安的2倍，郑州是全国第一个放开农民工户口的省会城市，经济总量也超过了西安，因此国家先于西安把成都、郑州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
但西安不仅是国家中心城市，是西北的首府，还是继北京、上海之后国家第三个定位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国家在内陆唯一定位的国际化大都市。
西安要抓住国家推进西咸一体化的机遇，落实国务院按程序优化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尽快组建大西安，向超大城市方向发展。
有人说，陕西的人口比四川、河南少得多，作为省会城市西安的人口不可能追赶超越成都、郑州。习总书记到陕西考察调研，让我们抓住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找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引领新常态，追赶超越。
陕西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西安是“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核”和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要建设引领“一带一路”、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地域虽然很小，但人口超越了经济大省江苏、浙江的省会南京、杭州，因为上海是全球城市、世界城市。西安的人口不能立足于省会和国家中心城市，而要引领“一带一路”，服务亚欧合作交流，其吸引人口、服务地域要突破陕西局限，着眼“一带一路”，成为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这是周边的成都、重庆、武汉、郑州所不具备的。
沿海开放看深圳，“一带一路”看西安，深圳由一个渔村变成了现代化超大城市，经济总量超过了广州、香港、新加坡，难道西安不能在今后三十余年的新时代追赶超越成都、重庆、武汉、郑州，重振汉唐雄风，再创昔日辉煌。(作者系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发展观察编委会副主任 张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