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需要与国情相契合

我们都有哪些本土资源呢？我想举一些例子，比如：

第一，中国的大学承担着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直到目前，中国的大学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性质，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不仅要管理教学事务，为老师的科研提供服务，还常常要负责教师的住房、医疗和养老，甚至我们还可能需要安排教师家属的工作，为教师子女提供优质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等等。这些在西方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

这种单位制度，看起来是比较落后的，因为大学提供了过多的福利，没有引入市场模式，效率并不高。但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这些制度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拥有的财富还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尽管最近十年，一部分大学获得了国家的特别财政支持，在某些领域“不差钱”了，但与西方的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所拥有的资源还很少，大学的薪酬水平还很低，我们还很差钱。要确保师资队伍的稳定，留住和吸引宝贵的人才，我们就必须继续提供全面的福利。

现在，中国的大学都在努力引进高端的学术领军人才，而这个方面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的大学暂时还很难提供西方大学那样高的报酬，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其它方面的福利。

第二，毋庸讳言，中国的大学经常被一些负面新闻所困扰，个别大学教师的道德水准下降。尽管如此，我认为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大学在思想道德领域有着比较有效的管理制度，大学强调崇高的理想与信念教育，要求大学的师生在精神道德方面成为模范，要求大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严于律己、乐于助人。

我们办大学有两个口号，一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另一个是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大学特别重视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重视教育公平，我们千方百计地为贫困的学生提供资助，为遇到困难的师生解决问题，在北大，甚至还专门办有平民学校，为学校的服务人员，比如保安、清洁工、厨师等提供免费的培训。尽管现在中国的大学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但有关的理念、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不能否定这些制度，而是应该继续改进和加强这些制度。

第三，中国大学努力服务国家与地方的发展战略。比如，国家要求北大对西部地区的新疆石河子大学和西藏大学进行对口支援，我们将最优秀的教师和干部派到那里进行服务，帮助他们建设先进的实验室，帮助他们培养博士等等，这一切都是北大无偿提供支援，对于志愿到边疆地区的学者，我们还要进行奖励。在西方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很伟大的志愿者，但是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制度，作为国立大学的一项基本职能，恐怕是没有的。通过这样的制度，大学为促进社会的公平做出了贡献，大学的师生也通过志愿服务得到了道德的升华。中国社会对公平特别敏感，公平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基石，所以大学必须成为促进公平的一个机制，而不能固化阶级、助长不公。

此外，中国大学内部的一些管理决策制度也是有优点的。我们与西方大学存在着许多不同，比如我们的校长往往并非职业教育家，未必是教育家办学，这可能导致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但我们也有一些长处，比如，我们特别强调大学内部决策的民主化，对任何重大的事宜，都必须在学校的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上进行集体决策；又比如，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强调依法治校，在北大，任何一项规章制度的出台，都必须符合一套严格的程序，我们特别强调程序正义。北大制订了自己的“立法法”——《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我们推出新的制度，必须进行多次论证，征求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然后由学校的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审核，最后才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应该说，从程序上是非常严格的，能够尽可能地吸收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中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制订和实施大学章程，当然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要尊重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我们又不应该对西方大学制度抱有迷信，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制度，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靠引进和移植了一套西方的大学制度，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大学的所有问题。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一个渐进的、改良的过程，制度的形成需要长期的付出，需要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契合，要在中国大学自己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要与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以及剧烈变迁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这样的制度才会真“管用”，讲自己的话，讲实在的话，能解决中国大学实际面临的真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