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权利不应让位于“权力”

写评论要警惕与作品无关的人身攻击

当然，有一种批评需要慎重，即对作者进行与作品无关的人身攻击。在判断批评者是否有人身攻击的倾向时，需要厘清一个边界，即批评者的出发点是否脱离了作品本身。只要是基于文本出发的对创作者的批评，都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与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评价作品很难把作者剥离掉，批评作品的同时连带着批评作者，这不能算作中伤，也不能算作误伤。就上海音乐学院那些学生的批评言论来看，虽然有一些形容如“内涵极其浅薄、空洞和无聊，艺术效果几乎为零”，但都还仅限于作品，对作者并没有“擦伤”。

真正让相关师生“颇有微词”的，恐怕更多的是该文中，“用近似民间巫师的调子边唱边敲鼓、边从舞台一侧走到另一侧，如同小丑一样”这一句。然而，“近似民间巫师”，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与人身侮辱相距甚远。单独提出“如同小丑一样”一句，如果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被安放在任何人的身上，也许会被认定为一种侮辱性言辞。但放诸在文艺批评的语序中，再加以之前的若干铺垫，则是批评意味更占上风，也未必构成对名誉权等人格权利的实际伤害。

批评和道歉都是个人权利，不应横加干涉

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诸如此类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并不少，应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早有一把明确的“法尺”。如果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为什么是“基本真实”，而不是“绝对真实”呢？就是因为，撰写、发表批评文章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如果将法律标准严格到了“绝对真实”，固然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与还原，但那么做的话，任何批评之声都会动辄得咎，即便出现了错误也将无法纠正，因为谁也不愿冒险置喙。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周遭满是吹捧之声，或是一片静寂，决不是一件幸事。是以，从立法精神的角度看，如此规定也体现了宽容批评、而不是一棒子打死的立法意图。

写批评也好，道歉也罢，都应该看自己的认知和决定，而不应是在某种外部压力下的“违心而为”。事实上，无论是院方，还是导师，要拥有比学生强得多的行政权力或“隐性影响”，即便没有强迫弱势的一方“道歉”“检讨”，学生在得知师长意见后，压力也是可想而知。

也就是说，文艺批评是否侵权，是否该“赔礼道歉”，是由“权利”说了算，而不应该是“权力”。不管是来自行政的权力还是资本的权力，哪怕拿出师长的权威对评论的自由施加压力，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