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松：少年雷某之死与监护制度设计

民政部紧急通知的两方面都很重要，要求各地民政部门立即对托养机构全面自查自纠，能及时改善被托养人员的生存状况；而将每一位受助人员的救助信息，立即通过网络发布，让雷某们有机会尽快回到第一监护人温暖的怀抱，才是治本之策。

因为《新京报》等媒体的报道，15岁自闭症少年雷某走失后的死亡之路得以呈现在公众面前，从而引发了全社会对救助站、托养中心竟成了“死亡中转站”和“死亡集中营”之现象的深切忧虑。民政部为此紧急发文，要求各地民政部门除对托养机构进行全面自查自纠、不适宜托养的立即终止托养外，还要求各地及时、准确录入“每一位”受助人员的救助信息，“立即”通过全国救助寻亲网发布寻亲公告。

笔者认为，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对托养机构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只是治标之举。现在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不能再出现这样接连死人的骇人现象了；而要求将每一位受助人员的救助信息立即通过网络发布，让救助对象尽快尽可能地回到亲人身边，才是特有意义的一项措施。

勿庸讳言，托养中心的被救助人员，大多是像雷某这样的未成年人或精神残障人。在法律上，他们都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监护人的监督和保护。其实，我国民法创设的监护制度不是冰冷的，而是有温度的，充分考虑了最大限度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要求。民政部的第二项要求，有助于监护制度所设计的监护层级之实现。

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是第一层级的监护。因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最近的血亲、最亲的亲人。除个别特例以外，一般情况下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的怀抱里成长，是最安全也是最幸福的。这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决定的，法律不过是顺应这一规律的要求而已。

拿少年雷某为例，他虽然是一个三年级读了三年、二年级读了两年、到现在连简单数字也数不清的自闭症孩子，且已经15岁了，但丝毫不妨碍他的父亲雷洪建还是那样深沉地爱他：三年打工一直带着他，一下班就为他做好吃的，一休息就带他出去玩，父子俩依然享受着天伦之乐。不管外人如何看待雷某，在父亲雷洪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宝贝，“自家蚊子咬个包——也是宝贝疙瘩！”

在央视的一档节目中，笔者还看到另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他们向全国观众表示不会要第二胎，而要把全部的爱献给那个自闭症孩子，还期望死在孩子的后面，希望孩子的一生都由他们来照料，这样他们才放心。这就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第一监护人背后浅显而温暖的法理。因此，按民政部通知的要求，让那些不幸从父母身边走失的孩子，“每一位”的信息都“立即”挂到网络上，让他们有机会尽快回到父母身边，让父母亲自担任他们的监护人，既是亲情的召唤，也是法律的呼唤。

《民法总则》进一步规定，只有在父母双亡或者都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形下（例如父母都得精神病），才考虑由其他人担任孩子的监护人。在此，法律首先也是考虑血缘关系仅次于父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成年的兄姐担任监护人；此外的其他公民包括姑舅姨等想担任孩子的监护人，都必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考查把关，认为不会损害孩子的利益，同意认可其担任监护人才行。这是第二层级的监护。法律尤其强调，只有上述监护人都没有时，才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这是第三层级的监护。可见，在法律看来，民政部门不是最好的监护人，甚至不是次好的监护人，而是最后不得已的“兜底监护人”。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各地的托养中心只是受当地民政部门委托监管被托养人的事业单位。虽然具体负责孩子的监管养护，但绝不是孩子的监护人，孩子的监护人依然是当地的民政部门。因此，民政部门在选择托养机构时，就应考虑该机构的承接资质、设施条件等是否合乎要求，严格通过招投标程序产生，而不能一出事才宣布，某托养机构是不具有资质的“临时工”，那样开脱不了自己的责任。托养机构产生后，民政部门也不能就此万事大吉，而应经常对其服务质量、安全措施、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考察被托养人的生存状况和幸福指数，切实履行起监护职责来，而绝不能让导致49天死亡20人的生存状况在一家托养机构持续存在6年。

总之，民政部紧急通知的两方面都很重要，要求各地民政部门立即对托养机构全面自查自纠，能及时改善被托养人员的生存状况，铲除产生“死亡集中营”的土壤，避免少年雷某的悲剧重演；而将每一位受助人员的救助信息，立即通过网络发布，让雷某们有机会尽快回到第一监护人温暖的怀抱，才是治本之策。这样做，还能大大减少需政府救助人员的数量，反过来政府更有能力履行“兜底监护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