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马文化

秦原本为我国古代部落之一，相传是伯益的后代。非子做部落首领时，居于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受游牧民族戎狄之马文化习俗的影响颇深，非子以善畜马而逐渐兴盛起来。《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很善于养马而美名远扬，“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周孝王把秦地(今甘肃张家川东)赐给非子，作为附庸。从此以后，秦大力发展骑兵和马驾战车兵，军队战斗力日益强大，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秦朝中央政府极重视发展马文化，马文化在秦朝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当时有人认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秦朝政府在边郡地区大力发展官营马场，同时也在中原内地大建官马厩，采取了多种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景色，反映了马文化的兴旺情景。秦代马文化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当时主要游牧民族匈奴、乌孙、西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域诸族都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游牧民族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把马文化传往中原内地。随着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游牧民族的大量马匹、马产品以及养马技术经验陆续输入中原内地，这对于促进中原内地马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秦代游牧民族区与汉族农耕区之间，横亘着广阔的半牧、半农区，半牧半农区成为沟通马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联系的纽带。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龙门、碣石北多马”;“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经龙门(在今陕西省韩城县与山西省河津县之间)西南斜向天水、陇西一带，即是当时半牧半农区与农耕区的分界线。秦代时，中原内地汉族人进入匈奴地区的逐渐增多，故颜师古注谓秦代时进入匈奴者，其子孙仍称“秦人”。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研究过一块匈奴相邦玉印，认为它的形制和文字都很象先秦古铄[1]，这是匈奴族马文化深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的一个例证。秦代时，为了满足驿运的需要，封建官府拥有大量常备马驾驿车。马驾车辆在秦代还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一种象征，所以官僚贵族、豪强巨富、名儒们往往拥有大量马驾车辆，他们在出行时，常常有众多的马驾车辆随行。秦代的兵车，以单辕为主，多为曲状辕，服用的是马。而车厢用舆制，较轻巧。这样单辕车，辕左右驾两马叫服马，服马之外若套用两马，则叫骖马。秦代也有双辕小车，仅驾一马。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地区卢山晚期岩画中发现有三幅马驾车的形象，岩画的车有双轮、单舆、独辕，但由三马挽之，挽车的马匹是按透视原理绘制的侧视图。

1974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临潼县发掘出秦兵马俑，轰动了全世界，国际友人把秦兵马俑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秦兵马俑坑内发掘出土的陶马，造型十分生动，比例匀称，膘肥体壮，劲健俊美，头部两耳竖立，马鬃纷飞，双目炯炯有神，口、鼻张合欲动。尽管陶马都是静静地站立，但静中寓动，栩栩如生。陶马口腔里有6颗整齐排列的牙齿，这表明它们是6岁精壮的骏马。挽车陶马的尾巴，都是缚尾式的，高挽成结;骑兵陶马的尾巴，都是辫尾式的，梳成辫拖在后边。由此可见，工匠们对不同功能的马之尾巴型式，都精心研究过。现今有些学者认为，秦兵马俑中的陶马，反映了我国古代的一种原始矮马马种;有些学者认为，陶马是驴骡，是公马与母驴所生的杂交良种;有些学者认为，秦马的马种应是现代河曲马的直系祖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是无法考证清楚的一个奇谜。秦兵马俑是古代造型艺术的杰作，是古代马文化的结晶，它以威武雄壮的阵容、博大精深的气韵和刚毅勇猛的英姿神采，把当年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兵强马壮、所向披靡的历史场面形象地再现到后世人们的眼前。

汉代马文化的发展

在没有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之前，早在1965年，考古工作者就已经首先在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杨家湾汉墓中发掘出土了总计约3000多件的西汉兵马俑，考古学界把它称为“西汉三千兵马俑”(也叫“杨家湾三千兵马俑”)，这批兵马俑埋葬在位于东距长陵(汉高祖刘邦陵墓)约三、四里的杨家湾村北塬上11个丛葬坑里，据考证和推测，这批兵马俑可能是西汉大将军周勃或者是周勃的儿子周亚夫(西汉著名军事家)墓的随葬品。西汉兵马俑是秦始皇的兵马俑尚未发现之前，我国所发现的第一批庞大的兵马俑，成为20世纪60年代引起全世界轰动的考古重大发现，它为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汉代马文化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后来考古工作者把“西汉三千兵马俑”依照原11个丛葬坑形状位置陈列在咸阳市博物馆展览厅内，吸引了千千万万各地游客和国外来宾，我国艺术史学家王朝闻先生认为：“杨家湾兵马俑可与秦陵兵马俑相媲美。”当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参观后激动地说：“这批兵马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也是世界艺术之林的瑰宝。”其中骑马俑538件，分别葬于大小不同的6个坑里。马有大小两种，大骑马俑高68厘米，小骑马俑高50厘米，马的毛色不一，分为红、黑、紫、白四种颜色，马躯体肥壮骠悍，四肢雄健，两耳直立，目光神采炯炯，昂头，口微张，尾巴似乎左右摆动的样子，精神抖擞，活生生塑造出了一大群纵横驰骋的骏马形象，体现了汉代优良战马的特征。战马的缰绳、辔头、嚼子、马垫、肚带等彩绘齐全，马臀部、尾巴和俑的背部刻有记数的符号。骑马俑采用写实主义的雕塑手法，形态比例匀称，每一块肌腱都合乎马体生理解剖，造型严谨、准确、逼真，达到了形具而神生的艺术效果，具有生动感人的艺术魁力，表现出了汉代马形象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水平。骑兵俑身着红、白、绿、紫色服饰，一手握着马的缰绳，一手拿武器。武士俑大的身高45.8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身披各式用红、白色描绘出甲片的黑色铠甲，有的背负箭囊，一手握盾，一手持武器，威风凛凛，表现出雄纠纠、气昂昂、傲然不可侵犯的神态，再现了汉代千军万马之势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汉三千兵马俑”以优美的艺术造型、巧妙的艺术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高超的雕塑技术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显示了汉代马文化的蓬勃生机。

汉代是我国古代马文化繁荣昌盛时期。汉朝中央政府对发展马文化极为重视，专设太仆作为中央行政机关的长官，专管皇帝的马，汉代加官中有散骑之职作为皇帝的骑从。据《汉旧仪》记载，京城附近有“天子六厩”，各厩“马皆万匹”;西汉政府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牧师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民间养马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在边郡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马业经营。《盐铁论·西域篇》关于“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记载，充分反映了边郡养马业的兴旺景象。汉代马文化的发展还表现为养马业生产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优良品种的培育、饲养管理技术的进步、兽医及相马术的发展等方面。汉代中央政府从乌孙、大宛、匈奴等族先后引进了大批西域良马，这对改良中原汉族地区的马匹品种，曾起过重大作用。《日知录》第29卷记载：“自秦以后，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汉代从西域传入驴，《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引《续汉志》：“驴者乃重致远，上下山谷。”据《东观汉记》和《续汉书》等记载，汉代开始以驴车驮运货物。兽医在我国马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颇悠久的传统，到了汉代，这项古老的技艺又有了新的发展，汉代时官府和民间已有了专业治马的兽医，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张显因善治马疾而致富。从出土的汉代竹筒简文可以得知，边塞障燧藏有一些治疗马疾的医方，如“治马伤方”[2]，“治马头涕出方”[3]等，这说明兽医技艺已在汉代马文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和推广。相马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马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吕氏春秋·观表》论古之相马术者：“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伯乐最早提出了相马的要点，认为相马必须“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其外”[4]。九方堙以不辨颜色和雄雌却能观察马的本质而受到伯乐的赞誉。王良则以擅长相马兼善御马而被称为“御良”，《淮南子·览冥训》：“昔有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相马术在汉代已是一种知识渊博的专门技艺，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西汉初年的帛书《相马经》。西汉武帝时，有“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以相马立名天下”者[5]。东汉大将军马援曾在西北屯军养马，师承几代相马专家的经验，发展了相马法，铸作铜马，以为“马式”，即以此作为相马的标准。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兴平县发掘出土一尊汉代鎏金铜马，此即用作相马的标准模型——“马式”[6]。这一类的模型在西方各国直至18世纪以后才开始有所闻[7]。中国相马的标准模型比西方各国要早一千八百多年。由此可见，汉代马文化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汉代相马术在西域游牧民族中有着充分的发展，游牧民族从经验性的认识方式出发，在长期饲养和使用马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观察马的外部形态识别和选择优良品种，这种方法在西域游牧民族中，有着长期的运用并不断提高：“葛逻禄马的检选：若它们具有三大三小，则是优种。若问何谓三大，答曰眼大、鼻孔大、胸大;若问何谓三小，答曰耳小、腰小、蹄关节小”[8]。

汉代的新疆境内，居住着月氏、乌孙、塞、匈奴等许多少数民族。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后，西汉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加强对西域的管辖。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东汉政府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巩固了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匈奴势力渐衰，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人归附汉朝，定居在河北、内蒙、山西、陕西的长城内外地区，与汉族人杂居在一起，长期交往，经济文化互相沟通，互相吸收，这样就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马文化的发展;北匈奴人向西迁移，先至中亚北部康居地，即锡尔河中、下游，迤北的草原地带，进而更向西远去，穿过咸海、里海以北的草原通路闯入欧洲，引起了欧洲民族大迁徙，并且把古老的中国马文化传往欧洲，对欧洲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沟通古代国际“丝绸之路”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

乌孙游牧于祁连、敦煌间，汉文帝时，西迁至伊犁河与块塞克湖地区，过着每年都迁移的游牧生活，“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9]。乌孙以盛产良马而美名远扬。有些学者对山东省出土的浅浮雕马形象的造型艺术品进行研究后认为：“乌孙马以速度快和坚忍、耐劳而区别于其它马，这类马带有十分发达有力的蹄和宽胸脯的外形[10]。”有些学者在对楚河地区乌孙古墓中发掘出土的大量马的遗骨进行古动物学研究，并参照了乌孙古墓出土的金牌饰件上马的形象进行考证后认为，乌孙马与古代欧亚大陆马的主要区别在于：乌孙马有“强壮沉重的身躯，发达的胸脯，粗壮的脖子和硕大的头。”西汉武帝素来喜爱良马，为了从乌孙获得良马，汉武帝允许乌孙以千匹马骋汉宗室女江都公主，以汉宗室女嫁乌孙昆莫(王)来换取良马。《汉·张骞传》载：“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大)宛马曰‘天马’”大宛乃古西域部族之一，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王治贵山城(今中亚卡散赛)。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获良马三千余匹，亲自创作“天马之歌”以言志。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认为，汉武帝之所以偏爱大宛马，这是因为大宛马比中原地区马匹更善于运载全副披挂重装骑兵，蹄脚坚硬，奔驰迅速，人们称之为“日行千里驹”，大宛马是一种优良的大品种战马，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和作用[11]。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加强了西域马文化对中原地区的传播，大量西域良马输入中原地区，大大提高了西汉骑兵的战斗力量。汉武帝组建了庞大的骑兵。据《通典·职官·诸校尉附》记载，在西汉的八校尉中，有四校尉掌管骑兵[12]。在掌管骑兵的四校尉中，就有三校尉的骑兵由少数民族组成，即越骑校尉所掌管的越骑，以“越人内附，以马骑也”[13];长水校尉所掌管的曲胡骑，实是“长水，胡名也。宣曲，观名，胡骑之屯于宣曲者”[14];胡骑校尉所掌管的池阳胡骑，为“胡骑之屯池阳者也”。西汉除四校尉所掌管的骑兵外，还有按不同性质组成的童骑、驺骑、宦骑、官骑等，童骑是以童奴组成的骑兵，师古注：“以童奴为骑而自从也。”[15]驺骑是由厩内的驭夫组成的骑兵，《续汉志补注》载：“驺骑二千余人发坛上石方。”[16]师古注：“驺本厩之驭者，后又含为骑，因谓驺骑耳。”宦骑是由宦官组成的骑兵[17]。西汉武帝时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宿卫建章宫，称“建章宫骑”，后改名“羽林骑”，取其“为国羽翼，如林之盛”的意思，属光禄勋，为皇帝护卫。此六郡相当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及内蒙古西南部一带。由此可见，西汉中央政府很注重征集边郡少数民族之民为骑兵。西汉时根据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训练各种骑兵，西北产马各郡训练骑兵，曾特称为“骑士”。由于骑兵在汉代军事上极为重要，因而指挥骑兵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的政治地位颇高，他们与三公九卿齐位，如“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18]。韦昭《辨释名》：“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秩皆三公。”又如“马防，字孝孙行车骑将军，事位列九卿，班同三府，……帝亲驾幸其府”[19]。而且还内领尚书事，例如“车骑将军王音内领尚书，外典兵马”[20]。“史高以外属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21]。从前面列述的一些史实，可以清楚地看到：马文化在汉代军事上和政治上已发展到登峰至极的程度。

汉代盛行的今文经学同谶纬神学相结合，用神秘主义思想穿凿附会赋予良马以特殊的“神圣灵光”，给良马笼罩上五光十色的神秘面纱，编造出关于神马、天马之类的许多神话故事，对汉代的马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例子较多，这里只列举一例，金马碧鸡神话最早出现于西汉宣帝时代，《汉书·郊祀志》载：“(宣帝时)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汉书·王褒传》：“方土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世。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全汉文》卷四二王褒《碧鸡颂》：“持节使者王褒谨拜南岸。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豁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以上是关于金马碧鸡神话的主要原始记载。据此，金马碧鸡系方志之说，是一种金碧其质、马鸡其形的宝物神灵，并被视作显示汉德的符瑞，因而汉宣帝派遣王褒千里迢迢去祭祀。又据《汉书·地理志》载，金马碧鸡的所在地为益州越

郡青岭县的禺同山(今云南大姚县境)。从此以后，金马碧鸡神话流传甚广，后人牵强附会，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这一神话的产生和流传，与西南地区土著民族对神马、天马的崇拜有关。西南地区自古以来马的饲养和使用较普遍，各马品种较多，各地流传着名马的种种神话故事。

汉代继承了先秦时代马造型艺术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进一步的发展。中原汉族吸收和接受了周边游牧民族马造型艺术的影响。游牧民族一些艺术技师和工匠曾先后来到中原汉族地区，传授技术经验，帮助汉族发展马的造型艺术。我国古代一些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汉代马造型艺术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汉代马文化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资料，更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许多地方发掘出汉代各式各样马形象造型艺术珍品，这些珍品为我们今天研究汉代马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于1969年在甘肃武威县雷台发掘出土东汉的铜铸“天马”，原称“铜奔马”、“马踏飞燕”，这就是原东汉平乐观之一“飞廉并铜马”，即“超越风神龙雀的行空天马”。东汉伟大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其《东京赋》中写道：“龙雀蟠蜿，天马半汉”[22]。与“蟠蜿”之态的龙雀相比，这匹行空遨游的天马是巧夺天工的艺术构思，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据专家考证，这铜铸马俑为已被东汉末年董卓毁于平乐观之“飞廉并铜马”的副本[23]。1983年9月25日，《旅游报》公布了《天马被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的国家旅游局《通知》。198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把“超越风神龙雀的行空天马”，简称为“马超龙雀”。从此，“马超龙雀”的命名便由各种大众媒体中介传遍了整个世界，并被收入权威的《中国美术辞典》。“马超龙雀”——东汉铜铸天马，被考古学界称为“无价的国宝之一”。所谓“马超龙雀”，乃是以风驰电掣之“风神龙雀”为反衬，来着意表现“行空天马”之神速，显示了汉代艺术技师和工匠高超的造型艺术水平，成为汉代马文化的杰作。又例如在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墓葬中发掘出土的汉鎏金马以及现今陈列在咸阳博物馆的汉昭帝时期的玉马等，都具有很高的造型艺术技巧，布局和谐，结构严谨，工艺精湛，其形象生动传神、雄劲有力，塑造冼炼明快，体态矫健，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都是汉代马雕刻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在汉代使用的釉砖上面，有时刻画有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马图案，这是浮雕与壁画之间的一种过渡艺术形式。青海地区卢山岩画中马驾车的车轮仍按当时对称风格绘制，但挽车的马却以透视效果绘制的马驾车形象颇相似[2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时期的匈奴牌饰上的马驾车，便是以透视原理加以绘制，与蒙古贾曼尼·乌斯岩画中以透视原理加以绘制的，这种马驾车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为“广柳车”或“穹窿车”。由于青海湖地区在汉代通过羌胡道(即祁连山通道)与北方草原的匈奴马文化有较多的交流，因为受匈奴马文化的影响较深。汉代时一些民间艺人对马形象有精深研究，他们善于对马的体态动静进行巧妙的艺术表现，在一部分官府建筑、公共建筑和贵族私人住宅的墙上往往都饰有光彩夺目的马图案壁画，在马图案周边，又往往以花草虫鸟形象点缀，使壁画变得丰富多彩，更加奇幻和绚丽，更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把现实中的骏马形象与神话传说中的天马溶为一体，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汉代壁画有高低层次之分，其中的精品多数是世代相传的具有一整套规矩和程式法则的马图案，具有独特的色彩构成方式和审美意趣，是抽象色彩意识的反映，已考虑马形象的完整性和生动性，注意形成异彩纷呈的艺术效果，比例适中，画面丰盈优美，富于现实主义特色。由于汉代民间艺人在长期生活实践过程中对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才能创作出如此多富有生机和艺术魅力的马艺术作品。

云南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世界上最早的马镫是由中国发明的，而中国最早发明马镫者，则是云南的少数民族[25]。在西汉时期，云南的少数民族已经使用绳圈式和踏板式等马镫。云南西汉时期滇国青铜器上早已有马镫图像[26]。西汉时云南最早发明和使用马镫，大大促进和推动了古代中华民族马文化的发展，这是西汉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以及对全世界马文化的卓越贡献之一。

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马文化，马文化对于缔造祖国古代历史文明曾作出过卓越贡献。马文化作为古代民族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独特审美范畴，它有着深层的意蕴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其社会发展进程中，在长期的民族共同生活和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受着各个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经济政治状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习惯势力、传统伦理观念和民族素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和影响，因而必然具有突出的民族心理特征和强烈的思维意识倾向及鲜明的时代烙印。探索和研究古代民族的马文化，不仅可以窥察和了解这些民族的社会风貌及其历史源流，而且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入揭示这些民族社会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各民族文化因素之间相互融合和渗透的历史进程。

(文章来源于马术微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