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像古丽波斯坦这样的人在新疆并不是少数。在过去2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信众有机会跨出国门,新疆每年都组织2000-3000人到沙特麦加朝觐,累计已超过3万人。这充分说明了新疆的开放和宗教的发展,宗教政策更加宽容。古丽波斯坦周围许多邻居、朋友也完成了朝觐。只是,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趁虚而入,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蔓延开来,一些宗教教义、教规开始影响到信教民众的衣食住行、文化节庆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如起名和行割礼;结婚/离婚不去做法律登记,只是通过念“尼卡”或“塔拉克”方式进行。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2010年代,南疆地区甚至出现在婚礼不让老百姓唱歌跳舞的奇葩现象,令人匪夷所思。
当时,能有机会去麦加朝觐回来的一些宗教人士,成为众人羡慕和尊敬的“阿吉”,但有些人走火入魔,甚至要求维吾尔妇女抛弃她们鲜艳华丽的服饰,在公共场所必须用黑纱蒙头裹面,上街、去清真寺做礼拜必须穿着罩袍,男人则要留大胡子,不得吸烟喝酒。一日五祷、斋戒月要斋戒。他们还干扰义务教育,唆使青少年辍学去地下读经班学习《古兰经》。因为那些从境外偷偷传进来的宗教教义,鱼龙混杂,真假莫辨。他们自知跟主流宗教教义格格不入,不可能在正规的清真寺宣教,便偷偷在家里组织聚会,在远离县、镇、村的偏远放牧点组织地下讲经班,甚至跑到内地城市组织地下讲经班。像我们在前边所说的大叔布尔库特就是因为组织未成年人到广州的地下讲经班学经而触犯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二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进行讲经、布道、传教及相关活动;第三十七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
当中国政府开始出手治理这种种宗教乱象的时候,境外分裂势力却煽动群众,说政府在破坏宗教信仰自由。“自由之家”在2017年就发布《中国宗教自由报告》,胡诌道:
“在过去十年里伊斯兰教也经历了一场复兴。对于很多维吾尔人而言,提高宗教虔诚度、佩戴宗教标志和服饰,都是他们声张自己独立身份认同的方式,以区别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面对更加限制性的环境,很多维吾尔人选择暗自躲避官方管控,获取未经认可的宗教出版物,私下坚守他们的信仰,或是拒绝参加官方的庆祝活动。还有些人采取更具反抗性的举动,比如蓄胡子、在禁止佩戴头巾的场所佩戴头巾,或是当警察试图执行这些粗暴的规定时,与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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