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看雄安新区，我们来谈谈理想
这个清明小长假，以往一向平静的白洋淀变成了沸腾的海洋。中央设立雄安新区的决策，甫经发表，雄县、容城、安新三县顿时成为话题中心，吸引了公众热切的关注。据说，这两天往来于京雄、津雄、保雄大道，乃至来自更遥远的南方的投资客(投机客)，熙熙攘攘，不绝于道，搞得地方政府颇有点小紧张。
其实大可不必紧张。一项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政落地了，且与首都无论是地理还是心理均如此切近，社会不追捧、不热切、不兴奋，反倒不正常了。即便是有投机客眼巴巴地跑过去想炒房，也算不了什么，追逐优质稀缺资源，从来都是资本的天性。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层面大规划，有那么一点躁热、激动，无可厚非。
雄安之新，首先新在是一个全新的规划定位。根据权威表述，设立雄安新区是一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决策部署，可以帮助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并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这就意味着，雄安新区不仅仅是此前有专家解读的建设一个北京之外的“国家行政文化新城”，而是一个融合产业发展的综合性新区。
疏解也好，发展也罢，不会有前后、主次的区分，而是一体规划、综合推进。如果仅仅是为了缓解北京的“首堵”，不会在距离北京百公里的地方搞一个行政城区，那样的话，依然是一种“摊大饼”的思路，不过是饼摊得更大一些。何况，从国际的经验看，单纯外迁部分行政职能，非但不可能缓解首都压力，也会衍生更多的麻烦。
也因此，雄安新区的规划定位应该具有某种自足性。至少，要避免与北京形成“钟摆式”的朝夕迁徙。事实上，相关权威文本已有清晰表述，即，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城市设计，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提供优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绿色交通体系，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
这样，吸引北京“非首都功能”外迁的魅力，与容纳国内外优秀人才进入的优势，其实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独立、自足、有着放飞理想、放飞想象力的绝大空间。而这一点，显然与当年的深圳、以及后来的浦东，从精神气质上讲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就内部运行机制与环境而言，也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框架。比如，这里更强调新的机制体制，可以推进比北京更激进的制度创新，可以尝试更超前的改革措施，可以让公民个体有更大程度上的发展等等。此前，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
在以往利益严重固化的城市，改革推动无疑是缓慢的，还经常招致反复，而在雄安新区这张“白纸”上，显然更容易破除利益的藩篱，进而，产生区域内的同频共振，不仅能够拉动落后的河北迅速发展，也会大大刺激京津的活力。
这其中，特别需要摒弃的，依然是那种行政化思维。不要把国家战略决策与行政化扯到一起，也不要把国内其他城市高投资、大项目拉动的城市开发模式原样复制过来。一个新城，完全可以采用全新的运行机制。也因此，雄安新区注定要吸纳和集聚创新的各种要素资源，发展高端功能和高端产业，培育新动能，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而无论如何创新，人才都是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这或许才是雄安新区真正的机会所在。只有给人才以机会，城市才会有机会，一个朝气蓬勃的、开放的新区，必然会为每一个怀抱理想的人以合适的位置，提供极大的成长性。在一个阶层日益固化、屌丝难以逆袭的时代，雄安新区或许回成为一代人的一扇窗。
当下，在一个风雷激荡的大时代，在一片“炒雄安”的连天喧嚣中，我们不妨来谈谈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