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诺德豪斯与罗默是何方神圣？

索洛构建的增长模型很简单。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在均衡状态，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保持不变。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注2：在索洛的原始论文中，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归结为技术的演化，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发现配置效率等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国富国穷”的关键。后来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点。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对索洛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女王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是非竞争（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注3：在罗默的论文中，人力资本指的是熟练劳动。）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以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