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未被获释背后：误解、动荡和脱钩

能有解决方案吗

美国政府要将生产链等从中国转移走，困难重重、代价高昂，但避免双输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Miller&Chevalier律师事务所的蒂莫西·奥图尔是美国专攻出口管制方面法律问题的专业律师，从对华为出口管制法律角度分析可能的解决方案，他提出一个疑虑：从纳入清单到设置缓冲期，到升级制裁范围，美国政府多次表示，这旨在“改变华为的行为”。但“从律师的视角，我没看到政府给出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华为怎么做才能改变这一切？”

奥图尔认为，如果双方能就华为应该怎么配合才能被移出实体清单议题进行讨论，这将非常有帮助。在这些讨论中，美国政府需要清楚地说明希望华为做到什么，华为能够直接做出回应，确定美国政府的要求是否有可执行性，以及华为是否同意执行。“这些讨论可能已经在进行，即使不是，也是我看到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方法。”

这个解决方案有前车之鉴。2018年初，中兴通讯被美国出口管制，两个多月后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协议，作为代价，中兴公司支付22.92亿美元罚款、30天内更换其董事会和高管团队、接受美国派驻监管人员，随时听候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的问询，并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接受实时监视。

但华为不是中兴。

美国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从美国半导体公司的视角发布了一份报告（《How Restrictions to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核心结论是，如果美国持续升级对中国的商用芯片出口管制力度，美国半导体公司的长期领先地位将被威胁，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负面影响深远，甚至远超“中国制造 2025”政策的预期影响。

在全球32条半导体产品线中，有18条中至少有一家非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为10%或以上，这使其有可能成为替代美国公司的可行选择。

短期看，美国公司的损失将是中国和全球竞争对手的收益。波士顿咨询预计，中国供应商将获得美国公司所放弃收入的大约一半，从而使中国能够将其全球市场份额提高到7%左右，并将半导体设计的自给自足性从14%提高到25%。

长期看，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创新周期上，创新研发投资巨大，需要全球市场来支撑。美国半导体公司失去市场份额，将导致大幅消减研发和资本支出，并损失15000个至40000个高技能直接工作。

波士顿咨询指出：由于韩国在内存、显示器、图像处理和移动处理器等关键产品方面的强大能力，以及它扩大生产能力的能力，韩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

美国一直是全球性的半导体领导者，占全球45%至50%的份额。这样的结果，恐怕不是美国政府愿意看到的。

波士顿咨询认为，美国政府的压力在于，要避免这些负面结果，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设计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应同时解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并保护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市场准入，这对于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但这种两全其美的方案很难找到。

包道格对《财经》记者说，他不认为华为是中美争端的一颗棋子或是中美争端的一张牌，尽管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华为的存在被视为是对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生存威胁。

包道格的观点和波士顿咨询的报告观点类似。对美国而言，目标是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但与中国脱钩，会使美国失去很多市场份额，成本高昂，而且未必能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知名大学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美国政府的一连串战术背后，是要给特朗普的科技和产业政策调整争取时间，配合美国产业转移，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势头。

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1年出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参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在中美关系上，因为他的善意和富有建设性，现在他已成为美国少数派的代表。

佐利克在今年4月28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他指出，在1930年前后，美国曾尝试过经济民族主义，封闭主义，但助长了大萧条，也间接刺激了二战。

在佐利克看来，今天，全球化并没有失败，但它是脆弱的。将生产链从中国转移走困难重重、代价高昂，闭关自守不符合美国或美国民众的利益。走这条路只会加剧而非减轻当前的危机。

佐利克对《财经》记者说，他对中国的建议是，一些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很难说变化将如何呈现，它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如果中国以透明和开放的方式做回应，并继续努力合作，寻求解决方案，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演变。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认为，华为的出路是，要么承认美国的指控，和美国达成某种预备性协议，要么通过在国外上市来创造透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