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与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毛宇居携手而行
九、“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和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在毛顺生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文七妹多是站在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毛泽东说：“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他还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毛泽东将母亲的保护看得“异常宝贵、值得珍爱”，“认为自己有一个坚强、富于爱心，给人以自信心的母亲”。
就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毛泽东十分牵挂，只要有空都会回家看望，无暇抽身也要家书频传，给父母捎去平安祝福。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肖之升的信中说：“话别之后，滞于雨，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此时，毛泽东虽人在长沙，可心却早已飞到母亲身边。好在第二天，雨歇天晴，他立即动身回韶山，在家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光。
1918年，文七妹的病情加重，两位兄长文玉瑞、文玉钦将妹妹接回娘家。毛泽东知道母亲的病情后，立即动身赶回韶山，可因准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又急匆匆地赶回长沙。在得知母亲被七舅、八舅接回家的消息时，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给两位舅舅写信说：“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同时随信抄录了一副药方，让舅舅给母亲“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
在安排好母亲的事情后，毛泽东于8月15日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踏上去北京的路程。此时，母亲已由毛泽民接至长沙就医治疗。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两位舅舅，信中说：“家母久窝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娥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毛泽东是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在母亲身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以尽人子之责。母亲难得来长沙，而且泽民、泽潭均在长沙，于是，他们来到长沙的一家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病并不见有什么起色，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泽民又将母亲接回韶山调养。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韶山，享年53岁。母亲病逝时，毛泽东并不在身旁，当他带着弟弟泽覃赶回家时，母亲已入棺二日。毛泽东在晚年曾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深情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毛泽东带着弟弟、妹妹为母亲守灵，并就着幽幽的油灯，饱含深情地写下《祭母文》，追述母亲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的优良品德。毛泽东还为母亲题写了两副挽联，一副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另一副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他还给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
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与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毛宇居携手而行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在故居，他深情地伫立在父母的遗像前，自言自语道：“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次日拂晓，他踏着湿漉漉的晨露，前往父母的墓地吊唁。他双手给父母献上一束松枝，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吊唁毕，他对同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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